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专号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为了使更多的市民获得这份报纸，《昆明日报》对专刊进行了再版印刷。据2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此事成为当天开幕的昆明市政协第十一届三次会议委员们热议的话题，许多委员认为这是“政府阳光政务的具体体现”。但也有委员认为，这一做法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骚扰电话，会给机关和领导的正常工作带来一定麻烦。
　　政府机关以及政府官员的设置，恰恰就是为社会及公众解决“麻烦”的，自然不能害怕“麻烦”。出于增进公共利益之目的，即使是对官员个人产生一些麻烦，也是必要的“领导成本”。因此那些顾虑大可不必。何况，报纸被抢购这种现象本身也表明了市民对公布之举深以为然。
　　“官”“民”互动资源匮乏的事实，是必须看到的。在现行的行政体制及框架内，政府与民众之间仍缺乏有效互动的制度设计。
　　而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一是要有“官”“民”平等对话的基础与条件，二是任何一名官员都应向民众负责，向民众寻求其权力的正当性，接受民众的监督、质询与问责。当市民的一个电话，就突破过去某种人为的阻碍，直接找到书记或市长，其所赋予的沟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质疑，昆明这种过分依赖或看重官员联系电话的做法，有偏于行政程序设置之嫌。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公众对于“联系电话”的需求，不光是出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更是对于沟通无碍的想象，对于通畅的对话机制的渴求。如何建构一种“官”“民”之间沟通无碍的制度体系，才是“昆明纸贵”所寓含公众诉求的实质所在。
　　政府与民众之间这种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其实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这也许不是公开政府官员联系电话就能承载的，但这必然进一步激活民众的想象，并以这种方式一点一滴启迪“官智”。